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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500強

李偉:金融抑制何時休?

李偉 2019年07月10日

中國要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就必須讓資金流向回報率最高的地方,也就是讓市場去決定資金的分配。

一年一度的《財富》中國500強排行榜已經公布,今年引起關注的是其中的一個子榜單——“凈利潤率最高的40家公司”。為什么呢?原因非常簡單,銀行占據了這個子榜單的大半壁江山。在全部40家上榜公司中,銀行占據了21家。

除了凈利潤率偏高之外,還有一個指標可以充分表現出銀行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那就是A股中銀行股的凈利潤總額在全部A股凈利潤總額中的占比。根據Wind的數據,2005年,A股中銀行股的凈利潤總額在所有A股凈利潤總額中的占比為6%。日后隨著銀行的不斷上市以及銀行股凈利潤的快速提升,這一指標不斷上升,在2012年達到了其歷史性的峰值——50%。此后銀行股的凈利潤占比在這一水平上維持了數年之久,最近兩年這一比例才有所下滑,但2018年依然保持在41%的水平上。銀行股的數量大約占A股數量的1%,但卻貢獻了超過四成的凈利潤,由此可見,銀行股在中國絕對是一枝獨秀。

銀行如此賺錢,我們本該見到大量資本流入銀行業,但這樣的現象卻并未發生,難道是投資者懼怕經營銀行的風險嗎?稍一思考就會知道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因為在最近幾年內,各種小貸公司和互聯網金融公司的發展極其兇猛,這些領域里的公司經常發生各種“暴雷”現象,其經營風險遠大于銀行。在這樣的情況下,投資者都沒有退縮,他們又怎么可能會被經營銀行的風險嚇住?

實際上,社會資本難以流入銀行業的最直接原因是政策的限制。說到這里,不禁要談一下金融抑制的話題了,因為中國是金融抑制大國,金融抑制是我們金融體系和經濟制度中最重要的特點之一。金融抑制是美國的經濟學家愛德華·肖和羅納德·麥金農在1973年提出的一種用于解析發展中經濟體金融體制的理論,其基本含義是政府動用行政手段直接參與或間接干預金融機構和市場的運作,使社會可貸資金廉價地流向各級政府以及一些機構和經濟實體,這些機構和經濟實體的目標一般是執行政府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

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金融抑制政策存在一個嚴重的內在矛盾。一方面,資金的天然傾向是要流向回報率最高的地方;另一方面,政府在進行經濟建設時經常不是從回報率最大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的,很多非商業方面的考量不但不能給資金帶來良好的回報,甚至會危及資金的安全。

前一段時間,一些學者關于高鐵盈虧的討論就涉及到了相關的內容。2019年1月,北京交通大學的趙堅教授在媒體上撰文指出要謹防高鐵“大干快上”所帶來的金融風險。根據趙堅教授提供的資料,“目前,除京滬、京廣通道上的高鐵運輸能力得到較高利用外,其他高鐵項目的運能大量閑置,存在嚴重虧損。例如,蘭新高鐵每天只開行4對高鐵列車,其運輸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電費,而蘭新高鐵有每天開行160對以上高鐵列車的能力”,這種局面導致高鐵的經營效益很低,高鐵的客運收入甚至“還不夠支付貸款利息”。很明顯,假如從最簡單的商業邏輯出發,再以類似方法大舉投資建高鐵無疑是缺乏理由的。倘若我們的銀行完全從商業角度考慮,那么它們恐怕很難再給高鐵這么多貸款。

一方面政府想做一些低收益的項目,另一方面市場投資者又不愿意觸碰這些東西,那么廉價的資金從何而來呢?很明顯,政府自己辦銀行,同時阻止銀行業的競爭,就成為了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這樣一來,做項目的可以少考慮,甚至不考慮商業回報的問題,提供資金的銀行也可以放下這些擔憂,兩者實現了“無縫對接”。

實際上,時至今日,中國的銀行都沒有擺脫“二財政”的角色。例如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政府決定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而該計劃主要是通過銀行大幅提升貸款規模來實現的。在那種情況下,國有銀行無疑會比民營銀行更“聽話”。

不過銀行這種為政府“分憂”的做法,是以自身資產質量惡化作為代價的。由于銀行始終在充當政府的政策工具,因此其會周而復始地陷入困境中,需要政府的救助。除了那些大規模的救助外,政府在平時還會通過利率管制等辦法來盡力維持銀行的凈息差,這實際上是通過犧牲消費者和中小企業貸款人等相關方的利益來補貼銀行。

金融抑制在中國可謂是“歷史悠久”,但在目前的狀況下,其可以施展的空間也在不斷縮小。說到底,中國要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就必須讓資金流向回報率最高的地方。也就是讓市場去決定資金的分配,而這無疑就必須打破目前的金融抑制政策。這非常困難,但不這么做的話,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估計將愈加困難。(財富中文網)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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